当苏轼每天缩在六扇门记录供词, 朝堂上为了西北之事争论不休时，一道颇为清奇的奏折出现在了大朝会上。
有谏官在朝上参礼部和司天监谄媚君上，明知福康公主与李玮婚事有所不妥，却毫无作为不加阻止。在朝会上这位谏官从福康公主和李玮的辈分问题, 到近亲婚约危害侃侃而谈, 陈述了此桩婚约的弊端。
有古板的文官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君无戏言驳斥, 反对取消婚约，这位谏官立即用礼法和各种数据与对方辩论。
从公主的婚事，上升到近亲婚约对子嗣的危害这个大课题。这位谏官准备充分，不仅有神医叶星士和翰林医官院多位医官理论支持，还有大量数据统计加以佐证, 以及单独一本请求完善律法全面禁止近亲婚约的奏折，奏折上有不少京中名医的签名。
无论是收集诸位医官的文章和签名还是统计数据, 足以证明这位谏官事先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谏官虽有闻风而奏的权利, 但若能拿出调查结果再奏报显然是更稳妥和容易被接受。
谏官素来喜欢以向官家谏言及参外戚扬名, 这位谏官这一参明面上是参礼部和司天监，然指婚的官家和外戚李氏显然也无法置身之外。一旦他所言的近亲婚约危害被证实, 这位直言面君和坏了外戚好事的大人必然一谏成名。
不过这位谏官来势汹汹, 朝廷中的守旧派也不好惹，最后竟有势均力敌之态。官家头疼之际, 向王相公征求意见。王相公惯是稳的住, 没有说谁对谁错, 就提了一句子嗣乃是大事, 不妨召叶星士及翰林医官进殿确认近亲婚约是否正如奏折所言, 不利子嗣。
官家因子嗣夭折, 膝下单薄, 对子嗣颇为看重。在谏官提及近亲不利于子嗣时依旧有些犹豫, 毕竟他是想要恩济母族，而非断女儿和表弟的子嗣。然守旧派不断提醒他君无戏言，为君者不该背信弃义，才犹豫起来，王相公的建议正中其怀。
叶星士受到传召便知道上了夏祈音的贼船，不提夏祈音的谋算，这件事也确实利国利民，没有理由拒绝。
在叶星士和一众翰林医官的力证下，官家答应取消公主和李玮的婚事，为了补偿又给李玮恩赐了爵位。
李玮并非国舅长子，若非早早定下尚公主，大约就是和其他兄弟一样任内殿。国舅李用和有四子在内殿直，这也是赵昉要另外组建锦衣卫的主要原因之一。现今的内殿直基本都是各种关系户，没有战斗力可言。
未来的锦衣卫会不会变成内殿直一样且不说，至少现在赵昉对内殿直不太看得上。不说内殿直要整改并不容易，只如今还是官家在位，赵昉就不能去动官家的禁卫军。组建一个自己的锦衣卫，他日取代内殿直，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李玮虽然没能尚公主，但他因这桩婚约恩赐的官职没有收走，还平白赐了个爵位，也不算吃亏，官家亦达到了提拔母族的目的。
然官家取消福康公主和李玮的婚事，只是一个小线头。次日，《大宋朝闻报》刊登了此事后，无数民间报刊也争相从各个角度论述此事，将这件事炒的十分火热。
《大宋朝闻报》做为官方报刊，报道自然比较正面。对于官家因医学上的发现决议取消公主的婚约持肯定态度。有公主取消婚约这个正面例子，引得不少权贵和民间百姓效仿，歇了亲上加亲的心思，甚至取消定下的近亲婚约。
苏小妹就乘着这股东风取消了自己不喜欢的婚约。苏家为苏小妹定的婚约对象是她的表兄，因苏家早早来了汴京，两家相距甚远，婚事就推后了几年。若非如此，苏小妹也不能等到这次东风，摆脱自己不喜欢的婚约。
苏小妹比苏轼大一岁，这个年纪取消婚约，固然惹了不少闲话，但她本人却十分高兴。汴京比眉山更开放的风气，让随家人搬到汴京的苏小妹得以走出家门。
这几年苏小妹认识了不少同龄小姑娘一起结社，办了一个她们女孩子的文刊。这些女孩子不走科举，有更多时间花在文刊上，文刊办的有声有色，在一些民间报刊中质量上乘，在汴京算是小有名气。
福康公主和李玮解除婚约这个导火索，让事情愈演愈烈。一开始只是打击近亲婚约的习俗，可这后面发生的事情，就超过了大部分人预料。从近亲婚约开始，一些思想先进的女性开始学着反抗，不仅是反对近亲婚约，也开始质疑所谓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比如解除婚约后的苏小妹就在两个弟弟苏轼和苏辙的支持下，要求父母不能擅自决定自己的婚事。苏洵气恼之余，还是松了口，答应再为苏小妹议亲会多考虑她的意愿。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三纲五常组成之一，更多苏小妹这样的觉醒女性出现后，立即引起了朝中守旧派的警惕。有司马光等守旧文官在朝堂上向官家进谏要求严刹此风，最后却被范仲淹为首的变/革派弹压住了。
加上西北情报的呈送，这些民间的“小事”就渐渐被跳了过去。此时就连守旧派都没有预料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们严守的糟粕礼法将会一点点一步步被敲碎。
范仲淹下朝回到家中就听到院中有欢笑声，进门看到夏祈音在陪范纯粹耍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