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刘洵时为了进一步统一儒家学说，加强思想统治，特别是打消眼下儒生和部分大臣对新学的敌视，下诏阁臣萧望之以及大儒刘向、韦玄成、薛广德、施雠、梁丘临、林尊、周堪、张山拊等，在长安未央宫北的石渠阁讲论≈ot;五经≈ot;异同。
这场讲论由天子刘洵亲自裁定评判。
由于这场讲论关系到大汉文脉的走向，所以天子刘洵下令殿前司卫尉金安上率领数百南宫卫士把守石渠阁，禁止未经邀请之人参与其中。
这场辩论持续了整整两天两夜，在此期间，朝野上下的目光都聚焦在石渠阁。这个原本供天子刘洵读书的不大书斋顿时成了大汉帝国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第三日，天子刘洵并没有直接向朝野上下公布石渠阁辩论的结果，而是下诏将石渠阁讲论的奏疏进行汇集，辑成《石渠议奏》一书，收藏于长安、洛阳的大学之中，供诸多学子阅读！
《石渠议奏》一书又名《石渠论》。所辑奏议共一百五十五篇。经过这次会议，博士员中《易》增立≈ot;梁丘≈ot;，《书》增立≈ot;大小夏侯≈ot;，《春秋》增立≈ot;谷梁≈ot;等诸多博士。
数日之后，石渠阁会议的主要内容也通过这本《石渠论》传遍了整个长安城。众多儒生、官吏都知道这次辩论主要是围绕五经经义异同而展开的，参加会议的人员全部都是大儒，他们往往通晓一部经书或者几部经书，且都是名师之徒，在当时的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力。
参与讨论《易》的有施雠、梁丘临，施雠和梁丘临的父亲梁丘贺都为田王孙的门徒，梁丘临是施雠的弟子。其实还有孟喜也是田王孙的高徒，只因梁丘贺指证孟喜有改师法之嫌，故看重儒士是否“厥身修正”的宣帝认为孟喜人品不好，故意不重用。因此，在石渠阁参与讨论《易》的只有施雠和梁丘临师徒二人。讨论《书》的有欧阳地余、林尊、周堪、张山拊。欧阳地余是欧阳高的孙子，林尊是欧阳高的徒弟，欧阳高是倪宽的门徒;周堪是夏侯胜的徒弟，夏侯胜是蕳卿的徒弟，蕳卿是倪宽的徒弟;张山拊是夏侯建的徒弟，夏侯建是欧阳高的徒弟，故而他们都属倪宽学派。讨论《诗》的有韦玄成，张长安，薛广德。讨论《礼》的有戴圣、通汉，他们都是后仓的徒弟。参与《春秋》辩论的分谷梁和公羊两派，《公羊春秋》的辩手有博士严彭祖，侍郎申挽、伊推、宋显，后来又请侍郎许广参议;《谷梁春秋》的辩手有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他们也请中郎王亥参议，两派各五人，议论三十多件事。除此之外还有萧望之等通晓“五经”的人参与“平奏”。
这次会议的流程是由萧望之主持点评，天子刘洵亲自出席，并对一些有争执的命题作出裁决。会议首先是对《易》的经义讨论，主要是施雠和梁丘临两个人的讨论，因为都是田王孙的门徒，所以讨论气氛还是比较融洽的，一门之后，商量着解决，互相补充。接着是对《书》的讨论，主要是欧阳地余、林尊、周堪和张山拊几个人的讨论，都是倪宽学派，所以他们的讨论有争议，但都是小问题，没有激烈场面。然后是对《诗》的讨论，主要有韦玄成，张长安和薛广德三人，韦玄成是个比较博学的人，所以讨论起来还是有波澜，但却算不上激烈。比较激烈的辩论主要是对《礼》和《春秋》的经义讨论，由于《春秋议奏》已散失，所以关于当时的激烈辩论场景，也就只能看看对《礼》的经义辩论了。
而让所有人最为惊诧的，便是在石渠阁辩论的最后，明明五经都已经辩论完毕，可是天子刘洵却突然将朝廷推行的新学拿了出来，让众大儒讨论新学与经学的优劣！
虽然天下儒生并不能身临其境，无法见证当时的盛况，可是从《石渠论》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除了阁臣萧望之以外，几乎所有的大儒都认为经学优于新学，大汉想要长治久安下去，必须要大力推行经学，而新学只能作为“百工之学”存在！
一个阁臣萧望之自然不是众多大儒的对手，在辩论之中始终处于下风。
可是在《石渠论》的记载中，众儒生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天子刘洵竟然赤膊上阵，直接站到了阁臣萧望之的一边，舌战群儒，力挺新学！
天子刘洵先是以大汉帝国这些年来的巨大变化为切入点，以事实驳斥新学无用论，而后提出新学乃是实用之学，大汉帝国想要长久的兴盛下去，必须要以新学为重，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推陈出新，不断开创出新的技术、新的装备，才能让大汉帝国长久的保持活力。
而经学虽然也是一门高深的学问，但是经学只注重精神层面，或者说只对书本学问有意，最多也就是可以教化百姓的品德，而不能直接转化为国力和财力！
天子刘洵认为经学重要，可以稳定人心，可以教化百姓，可是新学更加的重要，乃是大汉帝国的强国之本！
按照《石渠论》中的记载，天子刘洵与一众大儒辩论了整整三个时辰，数位名闻天下的大儒竟然无法难倒天子刘洵，最后直接被天子刘洵稳稳地压制住。
如此记载让很多儒生无法相信，虽然众人很尊重天子刘洵，但却认为天子刘洵在经学上的造诣，或者说是学问，肯定是无法与诸多大儒相提并论的。
可是没过多久，这几位参加过石渠阁讨论的大儒便先后出现在长安城各处。